ayx爱游戏在我们的认知里，蒋介石与希特勒这俩人几乎不可能会存在什么比较友好的联系；作为二战同盟国阵营的中国，与法西斯势力的德国更是“不共戴天”。

　　可事实上，蒋介石与希特勒有过一段非常“友好”的情谊，两人互致敬意，并赠送照片、军刀等礼物；与此同时，中德两国的关系也进入一段“蜜月期”。本期就跟您详细聊一聊蒋介石与希特勒的“友情”。

　　早在1752年，一艘德国商船驶抵广州，开始了中德之间的贸易往来。后来德国趁着清，在华攫取了大量的利益。随着一战的战败，德国的在华利益被列强分割殆尽，德国势力被迫退出中国。1921年，看上了中国大好市场的魏玛共和国与中国签署了《中德协议》，规定两国恢复“友好及商务关系”。

　　这标志着一度中断的中德关系的恢复，也是中德关系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而在九年之前，孙中山就提出过创建“大陆同盟”的设想，虽然设想最终未能实现，但是孙中山对中德关系的重视已然成型。

　　1924年，孙中山聘请德国西门子公司在中国的负责人古斯塔夫 阿曼为私人顾问，并通过阿曼邀请了十多个德国军官入华。孙中山之后，蒋介石挑起了中德关系的大旗。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蒋介石急需获得国外列强的承认与援助。德国虽然因为一战大受打击，但是一方面此时他们已经逐渐恢复过来，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一战的失败，德国势力退出中国，让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些官员们认为“德国是一个非帝国主义国家”，并且“同中国有反对帝国主义之共同立场”，因而对发展中德友好关系，极为关切。

　　而德国，则急需中国广大的市场与原材料供应。由于两国利益一致，很快就走上了官方合作之路。1928年，陈仪奉命带领考察团赴德考察，并向总统兴登堡致去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请求“中德两国的更广泛合作，尤其在经济领域”。

　　由于双方的推动，这一时期中德确实展开了一些合作，但是实质性的中德关系却是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才确定的。

　　蒋介石年轻的时候曾经留学日本，深受日本武士文化的影响，崇尚“尚武”精神。这种精神在德意志民族里有很好的体现。蒋介石崇拜俾斯麦，崇拜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赞扬“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出于对德国的热爱，蒋介石甚至自学德语，准备赴德留学。

　　希特勒上台之后，大力推行“法西斯主义”，获得了蒋介石的大力赞扬和推崇。必须说明的是，当时的法西斯还未走上对外侵略与残暴奴役的道路，其名声尚好。蒋介石“对德国纳粹式的崇拜几乎到了心有灵犀的地步”。

　　早在希特勒执政之前的1931年5月，蒋介石就曾公开比较过西方自由主义、苏联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优劣，认为“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唯有使用法西斯主义是最合适的。

　　直到1935年，蒋介石依旧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紧要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合适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正是因为希特勒这位素未谋面的远东“崇拜者”的存在，因为中德两国之间的利益共通之处尚未消失，所以，一段新的中德交往史开始徐徐展开。

　　从1933年开始，蒋介石就不断派人访德，并请求德国的军事援助与经济合作。其中军事合作中，尤为可陈述者，乃德国将军塞克特的两次访华。塞克特曾是德国国防军的司令，在一战之后亲手改造了德国国防军，因而有“德国国防军之父”的美名。

　　在蒋介石的极力邀请之下，塞克特于1933年4月，以私人身份访华。首次访华期间，塞克特经过短暂的考察，向蒋介石提供了一份军队改编的报告，此报告受到蒋介石的高度赞扬。

　　1934年3月，塞克特在德国国防部、外交部的允许之下，经蒋介石邀请，再次访华。第二次访华期间，塞克特以蒋介石“委员长委托人”与“总顾问”的身份，得以参与国民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协助蒋介石整编军队。此外，利用塞克特在德国军工界的影响，蒋介石政府得以加大从德国进口军火的规模。

　　1934年8月，塞克特促成德国最大军火公司代表克兰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德货物互换协定》。

　　克兰也是中德关系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在希特勒与蒋介石的联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35年底，克兰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建议中德两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并希望蒋介石能够给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几位德国政要各去一封信，以表郑重。

　　蒋介石随即接受了克兰的建议，于1935年11月23日，托塞克特为其转交写给希特勒的第一封亲笔信，这是蒋希直接交往的开端，只是可惜的是，这封信如今已无从查找。

　　不过，蒋介石寻求扩大中德合作的努力是有效的，1936年4月8日，中德签署《中德货物信用贷款合同》，规定德国为中国提供1亿马克的贷款，这是战前中国政府从外国获得的最大的一笔经济援助。借此机会，又恰逢希特勒寿诞在即，蒋介石向希特勒寄去了他的第二封亲笔信。表达了他对希特勒“为德国力增光荣”的敬意和中德能够签署贷款合同的谢意。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收到了来自希特勒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回信，信里希特勒很客气，称“两国密切友谊之结合，必给予吾两民族以莫大福利，是以希（希特勒自称）对于此次交涉之良好结束至为庆幸者也。”为了表示自己的“庆幸”，希特勒还专门送给了蒋介石一把德国国防军的荣誉宝刀。这其实不是希特勒送给蒋介石唯一的“纪念品”，在另一封只标注了年代，而未标注具体月份的蒋介石致希特勒信函里，蒋还提到了希特勒曾托克兰“赠交玉照一帧”。

　　可见，此时两位领导人可谓是“相交甚欢”。趁着中德关系、蒋希关系日渐亲厚之际，蒋介石又给希特勒去信一封，表示“货物互换合同不过为吾两国合作之基础，余极望其进展程度远超出此现有范围”、“内政建设不惟刻不容缓，更须加紧实施，尤须于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与贵国携手合作，以助他山”。

　　蒋介石与希特勒“鸿雁传书”之际，也正是中德关系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德国大量军火运抵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外来军火中，有百分之八十来自于德国。在贸易方面，1935年，德国已经在中国进口贸易里位居第四位，第二年，就超过了英国。

　　而中国的矿产，也被大量运往德国，以钨矿为例，从1933——1936年，占到同时期德国进口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不过，在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之际，在中国实际并不处于德国利益核心的情况下，中德之间的关系并不牢固，当七七事变的烈风吹来之时，两国就开始渐行渐远了。

　　七七事变之后，德国先是表面上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而后开始转入中立，并表示“不再接受中国新的军事订货”。

　　1937年10月开始，德国又充当起了中日冲突调停人的角色，即著名的“陶德曼调停”。但陶德曼调停的实质是以牺牲中国利益满足日本部分侵略野心，进而维护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当陶德曼调停无效之后，中日关系又彻底走向破裂，德国也随之逐步断绝了与中国的联系。

　　1938年2月，希特勒调整内阁，将亲华派人士全部驱逐出去；同月，承认伪满洲国；3月，希特勒单方面宣布停止执行中德贸易协定；4月，戈林下令停止向中国运送军火；5月，撤回军事顾问团。1938年底，国民政府向德派遣新任大使，不料却迟迟不能递交国书，此事引起蒋介石的极大愤怒。

　　1941年7月1日，德国承认汪伪政权，当天，国民政府宣布关闭柏林使馆，对德“绝交”。12月8日ayx爱游戏，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中国正式对德宣战。至此，昔日互致倾慕的两国领导人、互相合作的两个国家，终于走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

　　从整体上看，中德之间的合作是基于两国的利益共通点。特别是希特勒上台以后，一方面急需中国的矿产资源，另一方面，希望能利用中国牵制苏联的部分力量。而对于蒋介石政府而言，内忧外患让蒋一方面寄希望于强势的“法西斯主义”巩固政府权势、加强个人领导力；另一方面，则是急需从德国那里获得经济、军火、顾问等援助。

　　正是由于彼此之间的需要，才让希特勒与蒋介石建立了比较“友好”的关系，中德之间的合作也发展起来了。不过，这种关系也是极为脆弱的，堪称“塑料友情”。在中德、德日的利益网里，德国显然更倾向于日本，当德国发现，中德之间的交往可能会损害德日关系的时候，德国会毫不犹疑地抛弃中国。

　　1938年之后，德国在欧洲战场需要日本的支持，而七七事变之后中苏迅速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随即苏联开始了对中国的援助，德国丧失了对使用中国牵制苏联的期望。这一切变化让德国认为，需要在中日之间做一个最后的决定了。于是，德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日本。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德战前所谓的“友好交流”中，也是不平等的。

　　蒋介石寻求与希特勒“交好”的愿望显然更强烈。而希特勒，则“绝不承认有必要与中国建立长期的友谊关系”。在《我的奋斗》里，希特勒甚至将中国列为“”。当蒋介石漂洋过海地寄去一封封信件的时候，希特勒可能从未拿正眼瞧过。

　　有人说中德关系几年之间的大起大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其实，凡事皆有因果，那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 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徐旭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