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yx爱游戏挂着猪：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一波激情学习之后，大考即将来临。

　　7月1日起，上海将正式开始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推行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还会对垃圾分类不到位、拒不改正的单位和个人开出罚单。

　　这不，北京人一边刷着上海垃圾分类的段子，一边收到消息：“北京市将推动垃圾分类立法， 罚款上限将不低于上海”，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你敢想象朝阳大妈成为垃圾狙击手的样子吗？

　　帝都在罚款方面要压魔都一头，但闷声发大财的还是深圳，乱丢个垃圾都要比别人金贵个5倍。今年2月，深圳在垃圾分类投放新规的草案中，把拒不改正者可处罚款50-100元提高10倍至500-1000元。

　　从高层对垃圾分类做出指示的那一刻起，一场自上而下的垃圾分类运动已经打响。到2020年底，全国46个重点城市，统统要跑步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图片说明：垃圾分类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图片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认真学习垃圾分类之余，我们对于这背后的原因有诸多好奇：我们的城市遇到了怎样的垃圾问题？现阶段令人掩鼻的垃圾堆是如何被消化的？强制垃圾分类对于解决垃圾问题到底有啥帮助？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垃圾进口国。数据显示，自1992年以来，中国进口了1.6亿吨瓶罐、塑料袋、包装纸等废弃物，约占到了这26年间全球垃圾总量的45%，大约是2000万头成年非洲象的重量。其中，全球72%的塑料垃圾都流向了中国。

　　中国为什么要接收来自发达国家的垃圾？这么多的垃圾进口到中国，最终又去哪儿了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和工业化进程迅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很多产业急剧扩张，对于工业原材料的需求量快速攀升。而进口的固体废弃物经过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我国对于原材料的需求。

　　以塑料瓶为例，中国进口这些塑料瓶后，会将它们送到回收工厂。在回收工厂里，首先，大批工人会将这些瓶子按照颜色和材质等分类，切成碎片，整齐码好；接着，它们中的一部分会被纺成丝成为做衣服的纱线，另一部分则会被粉碎分离，做成再生塑料颗粒，用来重新制作塑料瓶或更多产品。

　　塑料是原油的衍生物，受到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塑料的价格不断上涨，但是废塑料的回收价格却很低。这样一来，回收再加工后销售出去的塑料利润就很高了，部分洋垃圾回收工厂的毛利润甚至一度高达200%。所以，仅废塑料这一项，我国就占据了全球废塑料出口产值的一半以上。

　　举个更直观的例子，从欧美国家进口一吨报废的手机，可以提炼出100kg铜、1kg~3kg银、0.2kg~0.3kg黄金。而这些提炼出来的金银铜，给回收工厂带来了可观的利润。

　　从商业价值看，垃圾转手就可以变成黄金。受高额利润的驱使，中国才会心甘情愿地接收来自全球的那么多垃圾。

　　既然垃圾那么赚钱，发达国家为什么不直接自己处理，反而要千里迢迢地把它们送到中国来呢？原因很简单：

　　更关键的是，这些洋垃圾在处理的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水和电，更会产生严重的污染问题。

　　曾有调查显示，一吨塑料垃圾中最多只有85%能够被回收，剩余的塑料垃圾则会被就近处理。而在这些剩余的垃圾里面有很多难以降解的物质会对土壤、水资源等造成不可逆转的污染，这就是发展的代价。

　　从2016年开始，我国陆续公布了多项政策来停止进口洋垃圾，这段让人不堪的历史正在过去。而到2030年，全球预计将有1.1亿吨的塑料垃圾需要掩埋和回收，世界上也许会产生另外一个替代中国的垃圾进口国。

　　2017年，上海生活垃圾清运量为743.07万吨，北京更加庞大，达到924.77万吨——更具象来说，如果用载重5吨的大卡车来装这924.77万吨垃圾，两辆一排，可以从云南西双版纳直接排到哈尔滨。

　　以全国为观察范本，北京的生活垃圾生产力超过了24个省级行政单位，上海则超过了19个。

　　以2017年为例，我国各地区人均垃圾生产量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83，这意味着城市的生活垃圾制造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越发达的城市垃圾压力自然也越大。

　　计算一下2017年全国各地区的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没有意外，北京与上海稳居前两位，平均每个北京市民一年能制造出0.43吨垃圾，分摊到每天超过2斤——即使是考虑到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个生产力也是过于旺盛了。

　　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处理最主要的方式是填埋与焚烧，经过上述流程之后，生活垃圾就算是经过了无害化处理。

　　垃圾填埋的操作很简单，把各处的垃圾拉到填埋场，埋完后等待垃圾发生各种反应，慢慢分解、减量。由于成本比较低，现在为止仍旧是最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

　　但填埋的弊端非常明显：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地下水、影响周边环境……生活垃圾在填埋的过程中，污染物随水分溶出，形成“渗沥液”，一般的垃圾填埋场都会制作防渗膜，但化工材料老化后，还是会有液体渗透出来。

　　相对来看，焚烧更加科学，占地相对比较少，垃圾减量也更加明显。纯理论层面讨论，近年来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噁英、PM2.5等污染物水平已经极大降低，是目前被提倡得更多的垃圾处理方式。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北京和上海这两座“最垃圾”的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比例都已经上升到接近100%，而且，通过焚烧来处理的生活垃圾越来越多。

　　2017年，北京一共焚烧处理了326.5万吨垃圾，比填埋处理的垃圾量少去三成，而上海这一年焚烧处理的垃圾数量已经差不多等同于填埋的量。

　　不过，对于这两座超级城市，以填埋方式处理的生活垃圾比例恐怕都还得继续降低。

　　填埋场占地面积大，尤其是在土地资源紧缺的大城市，垃圾填埋疲态尽显，两城的填埋场在不同的时期都曾严重超负荷运转。2017年，北京埋下的生活垃圾量比其原本可以负荷的多出了15%。

　　如此看来，要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继续无害化处理这么多的生活垃圾，还得继续增加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垃圾焚烧虽然在垃圾减量和热能利用（发电）上有较大优势，但其带来的二噁英污染物是地球上最致命的有毒物质之一。二噁英一旦进入人体，会长久驻留，破坏人类免疫系统、改变甲状腺激素和类固醇激素以及生殖功能，最为敏感的是影响人体发育，导致胎儿畸形。

　　当焚烧温度高于850℃时，二噁英就不会产生——前面我们已提到，现有技术已能达到这一点，但实际运行中部分焚烧厂不能够做到达标排放，群众对于垃圾焚烧厂普遍存在抵触情绪，要增加城市垃圾焚烧能力也挺难。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运营中的4个垃圾填埋场与10个焚烧场，基本都建在外环外区域。那些有幸建到外环内的处理场，也基本都被安排到所属行政区边界位置，可以尽量少地影响本区群众。

　　北京的垃圾场分布，看似比上海更均匀，实则也处处充满“小心机”。在各区自行建垃圾场、解决生活垃圾的大前提下，每个区都尽可能地把垃圾场建在区边界。

　　而地处皇城中心的东西城，实在是没有地修建垃圾场，只能选择直接“用钱解决问题”，通过市级调控将垃圾运往昌平区进行处理，支付异地补偿处理费，西城区城管委的预算报告中，就包括2019年生活垃圾处理费及异地经济补偿费2.7亿余元。

　　显然，从群众到各行政区，大家都不太愿意接下垃圾处理的活儿。不远的将来，如果没办法提升垃圾处理能力，大城市将越来越难实现生活垃圾的自产自消。

　　而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可能比上海要更加急迫。从2017年的生活垃圾处理数据来看，上海的垃圾焚烧能力仍有较大富余，为城市生活垃圾的上涨保留了一些空间；而北京，在垃圾填埋已经严重超出负荷的情况下，垃圾焚烧能力也已经接近饱和。

　　我们可能没办法用日本与欧美的垃圾分类逻辑来理解中国城市的一系列操作，这里得特别提到我国生活垃圾的构成比例。

　　在查询资料时看到这样一组数据，2002年上海生活垃圾中，厨余果皮占到68.2%，而东京都可燃垃圾中厨余垃圾占比仅为37.4%，在生活垃圾整体占比更小（来源于《上海与东京生活垃圾处理回收体系之比较》）。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教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也提到，我国生活垃圾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厨余垃圾，超过6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70%至80%。对比欧美国家，他们最主要的垃圾是纸张，厨余垃圾只占到25%。因为这样的差异，我国垃圾的最大特点就是湿，含水率很高；另一特点是臭，容易腐烂降解。

　　（图片说明：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生活垃圾组成成分；图片来源：《垃圾围城：比雾霾更触目惊心，我们都无处可逃》截图；原始数据来源不可考，仅供参考）

　　富含水分的厨余垃圾为焚烧处理带来困难，它们与其他生活垃圾混在一起，会降低垃圾整体的焚烧热值，提高了二次污染的控制难度。简单来说，湿垃圾不容易被燃烧至可抑制二噁英生成的850℃，这对焚烧的技术与成本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据《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测算，每年北京市二噁英可能致癌人数之和达到241人，假设生活垃圾经过妥善分类，每年致癌人数将从241人降低至182人。

　　而在查看上海最近的垃圾处理相关新闻后，认为上海的垃圾分类应该还有更大野心。

　　4月9日的新闻报道提到，上海最大的湿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老港湿垃圾一期项目将于明年底投产。这是为湿垃圾量身定制的新处理方式，湿垃圾在密闭条件下进行厌氧发酵处理，有机物降解后产生沼气，用于供热与发电，而处理后的沼渣干化后再进行焚烧处理。

　　这个项目预计每日将处理湿垃圾1000吨，而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上海湿垃圾分类处理量预计在2020年增加到6300吨/日以上。据说，更多湿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还在路上。

　　如果一切顺利实现，我国城市垃圾的处理方式将从舶来的“焚烧+填埋”，转变为更贴近拥有大量厨余湿垃圾国情的“焚烧+填埋+生化法”，也算是在垃圾处理方面的模式超车。

　　研究了半天，还是挺认同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干垃圾、湿垃圾和有害垃圾分别进行处理的方式，这在提升垃圾处理效率、降低污染、提升垃圾资源等方面都有用。

　　只是，末端要实现分类处理，真的需要群众们从扔垃圾的源头就开始进行如此严格的分类吗？

　　调查发现，魔都群众在严肃紧张的垃圾分类学习间隙，也发出了挺多吐槽与疑问，包括分类垃圾桶供应不足、定时投放是否合理、湿垃圾没必要破袋扔投……如果再考虑到，其实可以通过发展技术，将垃圾直接运入工厂后自动分为无机物和有机物两大类，再分别进行处理，那么现行的严格分类制度，多少有点就是为了提升大家日常生活扔垃圾难度的意味。

　　说到这里，不由得产生了另一个关于强制垃圾分类作用的大胆揣测：当扔垃圾成为生活中一项复杂而郑重的仪式，大家会倾向于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垃圾，尤其是过多的外卖和现制饮料，这事实上是从源头上减缓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快速增长趋势——如果真是如此，那确实对于解决城市垃圾问题很有用。

　　随着垃圾分类新政的实施，很多互联网企业也纷纷布局。阿里、腾讯相继推出小程序，帮助居民垃圾分类，更有创业公司“乘着东风”快速拿到了数千万融资。

　　垃圾分类中深入人心的当属可回收垃圾。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年，全国废纸回收量为5285万吨，同比增长6.5%；废塑料回收量为1693万吨，同比下降9.9%。

　　废纸回收后可以用来制造再生包装纸，还可以用来制作家具。上海生活垃圾处理全流程的纪实片《绿色之城》中展示了34000个牛奶盒可以制造一张四人办公桌。据变宝网数据ayx爱游戏，废塑料瓶经回收后，通过结晶干燥或者降解，约有80%会被用于纺织行业，行业内部称其为再生纤维，是化纤行业的主要原材料。我们生活中每天使用的衣物、毛巾或者被子，很多正是来自于塑料瓶。

　　在很多地区，可回收垃圾的收集工作是由拾荒者这一群体承担的。他们凭借极低的运营费用，几乎可忽略不计的设备成本和折旧，上门或者从垃圾箱收集可回收物品，再卖到废品收购站。

　　据媒体报道，在4月初上海某淘宝店负责人已经“闻到了风声”，进购了多款分类垃圾桶。他们店里大概有五六款垃圾分类的垃圾桶，平时有1000到2000的需求量。6月份店铺的垃圾桶销量快速上升，分类垃圾桶的销量翻了近20倍，真正的“卖疯了”。

　　“现在淘宝上卖分类垃圾桶的店铺都限购了。”上海某室内装潢企业负责人透露，“我们要大批采购都说没货，厂家那边在赶制，要等。”

　　此外，垃圾粉碎器的销量也在经历断崖式上升——干垃圾湿垃圾分得太头疼了，干脆像欧美人那样直接粉碎了完事儿，上海某企业服务企业市场经理周小姐在朋友圈吐槽：“但没想到客服跟我说上海这边需求量太大，周末没时间安装。”

　　教人如何辨别垃圾种类的小程序“生活垃圾怎么分”已经上线，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和官方新媒体平台上海发布联合发布。

　　根据东方网报道，从去年起，有人就开始了在小区定时定点垃圾回收业务。上海昉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明哲和其同事会在每天上午9点准时在上海某小区门口“摆摊”，给居民提供的可回收垃圾过秤，并且也接受网上上门回收服务订单。

　　在采访中李明哲表示，他们进小区半小时，回收量已超100公斤，一天可接20多单上门回收订单，月收入过万，让不少人“酸了”。

　　饿了么反应迅速，在6月25日推出了一项代扔垃圾服务。根据饿了么的提示，需要代扔垃圾的用户可以在APP首页“跑腿”中下单。据了解，该服务一单 12 元，跑腿范围不超过 3 公里——可见代扔垃圾的成本还是颇为高昂的。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海报上特意注明“垃圾已分类，麻烦帮忙扔一下”。这意味着用户需要自己分类好再交给小哥代扔到指定垃圾桶，比较适合腿脚不方便的用户。

　　而可回收垃圾回收赛道，多年来一直都很“热闹”，不少赛道内的竞争者背后，都有政府的大力补贴。

　　其中，上门回收就是一门“大生意”。互联网+垃圾分类的新模式，已经在不少小区铺开，解决垃圾分类“最后100米”的难题。

　　在支付宝上，垃圾分类回收平台已经覆盖5000多个小区。打开支付宝-城市服务页面，点击“垃圾分类回收”，新上线的“易代扔”功能里包括了家电数码回收、生活垃圾回收、大件付费回收等上门回收服务。

　　输入所在城市和居住地后，选择回收物品的重量，上传照片，并预约上门回收的时间，便能完成整个预约回收流程，由工作人员免费上门收取回收物。回收成功还能获得环保积分和蚂蚁森林能量，获得相应奖励。

　　另外，德邦快递、京东物流等物流企业也早有开设全国范围内的上门回收服务。可以预见的是，除了饿了么，许多涉及“最后一公里”物流配送服务的企业都可能涉足垃圾代扔环节，毕竟他们的用户和有此类需求的用户高度重合。

　　据调查，垃圾分类回收线岁以下的年轻人，与参与线下垃圾分类、绿色账户多为60岁以上老人形成互补。

　　除了上门服务，智能垃圾回收柜赛道竞争也十分激烈。最近较为“出名”的“小黄狗”就是其中一员——通过铺设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小黄狗”采用对生活垃圾前端分类回收、中端统一运输、末端集中处理的“物联网+智能回收”新模式，完成有偿回收废品。

　　然而，“小黄狗”受董事长唐军实控的团贷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件影响，不得不“弃卒保命”，走向破产。

　　近日迎来数个涨停板的大股东派生科技于6月6日发布的《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中曾提到，“小黄狗”欠各供应商的货款暂时无法正常支付，且“小黄狗”目前对外应付债务金额较大，如最终无法全部恢复正常经营及支付货款，可能启动破产重整程序。

　　本月24日，“小黄狗”品牌部相关负责人说：“公司已经在走破产重整的流程了，目前进展正常。此项决策不影响业务端的正常推进，之前的遗留问题也在逐步解决。”

　　近日在宁波随机走访了多处“小黄狗”和“搭把手”的智能垃圾分类柜，观察发现这些设备皆运行正常。

　　有着类似模式的上海“我爱收”，于去年10月完成了天使轮融资。据创始人李光透露，2018年我爱收进驻小区70个，签约超300个。目前，我爱收已累计回收数千吨可回收物，服务用户超10万次。用户覆盖学校、社区及周边小商户、大型商业客户等，与金地物业、万科物业、保利置业等多家地产商达成战略合作。

　　闲置、旧物回收的这阵风在去年就已经开始吹，不少深耕其中的企业在近一年来都已受到了资本的眷顾：

　　不过，像“飞蚂蚁”、闲鱼回收这样已经存在很久的旧衣回收平台，也一直饱受争议——回收流程和衣物最终去向的不透明化是用户投诉的重灾区。

　　综观国内国外，垃圾处理整个产业链的收入来源于三部分，即政府补贴、居民缴纳的垃圾处理费和垃圾资源化再利用的收入。

　　垃圾处理，作为环卫的一部分，归属于住建部门，本身带有公共服务属性，且行业特性偏重偏慢，很多环节依靠政府补贴。

　　环保行业的主要模式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项目中，大部分地区对处理垃圾的补贴，即垃圾处理服务费在60-80元/吨。垃圾焚烧发电补贴则是根据2012年发改委文件，吨垃圾上网电量不大于280度时可以享受国家0.25元/度的电价补贴政策。

　　垃圾处理的第二大收入来源是居民交纳处理费。美国实施垃圾计量收费制度，目前实施范围达1200个城市，每户居民根据当地政府的实施细则需缴纳约40美元－50美元/月不等的垃圾处理费用。

　　我国居民尚未为垃圾处置付费，垃圾处置费和发电补贴均由政府买单。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显示，北京单位生活垃圾焚烧补贴为325元/吨，焚烧电价补贴构成焚烧厂所获收入及补贴的20%左右。

　　生活垃圾生产者付费制度或已在到来的路上。6月25日，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表示，将健全城乡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制度，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拟规定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实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垃圾资源化给行业带来收益，其中最重要的来源就是垃圾焚烧发电。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2018年全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量约9520万吨。据方正证券测算，垃圾焚烧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为40.59%，净利率为23.46%。按照上网电价0.6元/度计算，垃圾焚烧发电每年约产生142亿收入，净利润约33亿元。

　　垃圾含水量大热值低，影响燃烧效率是焚烧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垃圾分类可以从源头上分离干湿垃圾，提升热值。据光大证券研究报告测算，假设垃圾分类流程可以完全分离出全部厨余垃圾，吨垃圾发电量可增加近20%，约48-64度电，每年可为整个产业链增加20-30亿元的收益。

　　然而，今年两会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案，建议取消焚烧发电补贴，认为补贴政策刺激了垃圾焚烧厂建设，变相鼓励垃圾源头放纵、焚烧可回收物等，不利于绿色循环经济发展。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垃圾焚烧厂的投资以亿计，而且我国垃圾分类目前做的还不够好，混合垃圾热值低、水分高、温度控制难度大，需要更好的技术，也意味着高额的投入。

　　此外，垃圾分类催生了专门的环卫设备及湿垃圾储、运市场。据光大证券测算，2019-20年，以46城计，湿垃圾储运和回收网络增量市场每年达36亿元。

　　一方面，贯彻垃圾分类可能为产业链增收几十亿，这些利润是否会全部留在下游处置企业手中，还是会部分流向上中游的投放、收集和运输环节，或者部分上缴财政？另一方面，垃圾焚烧发电的政府补贴是否会退坡，甚至取消，还要静待靴子落地。

　　垃圾分类推行之后，整个产业链的蛋糕将如何再次分配，恐怕还需假以时日才能看清。